刘建军

有的邪教往往打着宗教的旗号，有的打着科学或气功等旗号，这使人们对邪教的辨识存在一定的困难。

最近，由于所谓“全能神”组织一事，邪教问题又浮出水面了。对此，我们要思考和研究，并从信仰角度加以考察。

邪教与信仰有关。邪教通常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而且人们也很难弄清楚它与合法宗教的区别。其实，邪教不仅仅是打着宗教信仰的旗号，至少有一些邪教，其中是包含着一定的宗教信仰因素的。事实上，假如没有一定数量的信徒出于真诚信仰的追随，邪教组织都不能成什么气候。但是，这些信徒的宗教信仰是畸形的，他们的人格也发生了畸变，其行为具有危害性。

邪教与宗教的区分有相当的难度。有的邪教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有的邪教开始是打着科学或气功等旗号，但到一定程度就往宗教上靠。他们是从宗教文化吸取资源，并模拟宗教的形态，甚至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因素。这些确实让人不容易看出其与宗教的不同。邪教教义通常有其玄秘邪乎之处，但也并非就没有几句好话。事实上，邪教也有一些“做好人”、讲善良、要顺从等好话，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更容易上当而误入其中，这也增加了其与宗教区别的难度。

但是，宗教与邪教归根到底是不同的。“邪教”一词最初和通常是出现在宗教话语中，是以正统自居的教派指斥其他异端教派的词语，后来才成为一种社会话语和法律用语。那些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组织，往往首先引起被冒用的原有宗教的警觉，被其指认为“邪教”。最先提出“法轮功”是邪教的是佛教中人，最先指出“全能神”是邪教的是基督教中人，这并不奇怪。邪教首先借用原有宗教的资源，扭曲和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而且会蚕食原有宗教的信徒，损害原有宗教的利益，这样自然会引起他们的警觉与指斥。这说明，至少对正常的宗教来说，谁是邪教大体上是清楚的。

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邪教，并不是从宗教内部的角度来加以界定的。我们不是根据佛教徒的看法来界定“法轮功”邪教，也不是根据基督教徒的看法来界定“全能神”邪教，而是从社会和法律的角度来加以界定。先是社会、政府和公众认识到邪教的危害，认识到他们与宗教的不同，然后经过社会共识的一定积累，这些共识上升到法律层面，得到比较规范的界定。我国《刑法》第300条有对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致人死亡罪、奸淫妇女罪和诈骗财物罪等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惩处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此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中，形成了一个关于邪教组织的界定：邪教组织，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法律上对邪教的界定，是侧重于其社会组织特征和社会危害性。其社会组织特征，包括冒用名义、神化教主、制造和散布迷信邪说、发展控制成员等。其社会危害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个人（信徒或非信徒）身体和精神上的侵害；二是对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危害。当然，这只是简要的界定，还可以根据情况做更具体的补充描述。比如，神化教主，制造“活神”，把他说成是全能的神或神的代表者；疯狂传教和引诱人入教；对入教者实施全方位控制，包括洗脑、监视、暴力胁迫以及严厉惩罚；使信徒脱离家庭，并与社会隔绝；榨取信徒的钱财和“义工”劳动，以供自己享用；有的还霸占奸淫妇女，满足自己的兽欲等。这些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法律规范的是人的行为，它不能也无法规范人的思想信仰。因而，法律界定基本不涉及教义与信仰。但是，从信仰的角度看，邪教之“邪”与其教义信仰有直接的关系。邪教组织危害人的生命和精神健康、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大都有其教义信仰上的源头。但是，教义上的危险并不一定变成现实中的危险和危害，这里关键还在于对教义的解释和理解，而有权对教义做出解释的当然是教主。其实，在邪教组织中，教主的话本身就是“经”，就是教义，当然也是教义的解释和实施细则。所以，邪教头目的目的和动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邪教组织的作为和后果。

邪教组织一般会不遗余力地吸收信徒，为此往往采用多种手段，包括一些非法手段。一些人一旦参加了邪教，就很难自拔。这一方面是因为邪教组织的大力“洗脑”，另一方面也因其有严厉的控制手段，包括暴力手段。因此，对于邪教一定要高度警觉，避免误入其中。而初步误入的人，也要尽量清醒地认识到走下去的危险，尽可能地（借助他人和社会的帮助）脱离邪教组织，不然就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宣传文化领域“四个一批”人才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