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可以理解为，通过在交互过程中针对性地提供一定的信息，对受害者的判断、行为产生影响的一种操作。以邪教组织、传销组织、诈骗团伙为代表的犯罪组织常以洗脑为手段，对受害者实施侵害，为其自身攫取暴利或者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只是一次“快乐”的利用与剥削，但对受害者而言将是黄粱惊梦的崩溃抑或刻骨铭心的伤痛。本文试图从需求的角度，以《“洗脑”杂谈》中关于洗脑流程的论述为主体，针对洗脑流程的部分环节，提出一些对抗思路。
一、 相关知识概述
笔者在前篇《“洗脑”杂谈》中已对大部分相关知识进行了论述，所以此篇文章仅进行简述并略作补充。
1、在精力一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行为是存在局限的，他不可能在无限的时间内完成无限的事情，而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有所取舍地进行一些能够实现的行为。比如，人不能像电脑一样不吃不喝不休息，并不间断地进行数十天的高强度工作，人需要休息及其他活动，当然这些活动是取舍后的结果。在一个时间与空间的范围内，一个人在取舍中对于事物的积极程度可以被理解是一种需求，积极程度相对其他需求较高可以理解为需求相对强烈，反之则相对不强烈。在行为上来看，一个人进行了某某行为，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他具有“进行某某行为的需求”，并可以理解为他的这一种需求因行为的进行而反应尤其强烈（相对于其他需求）。
2、人们会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而对外部信息的反馈进行一定的合理性解释（归因理论），从众心理此时作为社会因素参与影响这一解释的结果，来自外部的正向反馈（如鼓励、赞美、物质奖励等）会使得个体倾向于对分析个体保持一种积极态度，此积极态度会作用于需求结构，正向影响归因者的行为，并会持续地对需求结构产生影响，为之后对于同种事物的归因提供倾向于积极的影响。
从需求的角度看，洗脑可以被理解为，通过对受害者的需求产生影响，使有利于洗脑者的需求从无到有或变得更加强烈，最终作用于受害者行为的一系列操作。具体流程见《“洗脑”杂谈》。
二、要点明晰
攻击流程大致为：选择人员（初步接触）->定位需求->接触（放大既定需求->植入需求->行为驱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中主要利用的需求结构变化流程过程大致为：需求主导动机->动机驱使行为->获得反馈->调整需求结构。
对洗脑的反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属于洗脑，攻防双方大致都是基于上述流程或手段，在进行对抗时，可以通过推进本方的过程，进而阻碍对方的过程，实现对洗脑的反抗。
首先需要意识到，在与洗脑行为进行对抗时，往往是在洗脑的流程已经开始作用于对象的情况下，不得已进行的后发制人。此外，需要意识到主要目的是削弱洗脑者的影响，让受害者回归正常或者更好，而不是将受害者引入一个新的困境，从而在手段相同的情况下，需要具备一定的道德约束及对形势的判断力。
其次需要意识到，针对一项犯罪活动，洗脑者往往是一个明确的犯罪团伙，其成员的组成是确定的，是渺小的；但即使仅针对一项犯罪活动，反洗脑者也可以泛指帮助受害者削弱洗脑者影响的一切积极力量，它可以是帮教志愿者、网络自媒体、居委会大妈、受害者的亲朋好友。即使洗脑者是一个有组织、有资本且人数众多的整体，甚至相当数目的反洗脑力量也处于洗脑者的攻击下时，也并不会影响反洗脑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当然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更需要反洗脑力量的紧密结合。
三、 过程细化
1、关注
无论洗脑者采取何种方式对受害者进行运作，其必将建立与受害者的信息交流渠道。交流的对象是个体，则需要有个体负责切入受害者的生活并建立这样的渠道，或者说通过一定的媒介释放一定的信息，诱使受害者主动与洗脑者展开交流，即便如此也需要以一定的人员以一定的身份与受害者进行接触。洗脑者选择与受害者接触的人员时会进行一定的预判，尽量会选择较容易使受害者放下警惕（利于诱导）或者服从指挥（利于威逼）的人，比如帅哥、美女容易吸引人继续搭讪，权威人士容易让受害者屈服等。但本质上，大部分洗脑者不可能从受害者出生开始就进行洗脑，则相关人员的介入，或许是可以察觉的。作为亲人或者朋友，我们有时需要更加的关注身边的亲友，多跟他们交流，聊一聊近几日街坊邻居间鸡毛蒜皮的小事，聊一聊工作上遇到的不顺或机遇，聊一聊遇到的美好的人和事之类的，或许就能够察觉到陌生力量的介入，将阴谋扼杀在摇篮里。
或许这样的关注可以进一步增强其针对性。
洗脑本身不是一种瞬时的行为，而是一个过程，一次两次的所谓接触大概率不能达到这一效果。在这里需要明确，洗脑是需要成本的，并且还需要随时遭遇被识破的风险，犯罪分子更倾向于用更频繁、更深刻的“接触”加快进度，并且需要让受害者保持对“交流”的积极性（诱导/威逼）。如果我们基于这样的认识进行针对性的关注，或许会更有效地发现隐藏的问题。
同理，考虑到归因的因素，在正常的环境中，洗脑者作为介入者未必能够完全控制受害者的生活，则受害者的行动反馈更倾向于从他个人的生活环境中获得而非洗脑者处获得（数量、种类），这使得受害者更倾向于维持它在正常生活中的逻辑，这令洗脑者难以掌握或推进洗脑的进程。难以判断各个洗脑者对于此类现状的容忍程度，但是相当数目的洗脑者更倾向于将受害者置于自己所控制的环境下，比如电信诈骗存在杜绝受害人与周围人交流的情况；比如邪教组织存在定期聚会并最终蛊惑受害人离家出走，进入“与世隔绝”的地下教会的情况；比如传销组织存在非法拘禁受害人，没收证照使受害人无法脱离其组织窝点的情况。无论是否存在武力控制，一旦将受害者置于洗脑者所掌控的环境中，受害者的行为所遭遇的反馈就是可以被设计及控制的。在此基础上，一种所谓的氛围更容易调动受害者本身的一些因素，如从众心理、对亲人急切的关心等，从而使其更容易对洗脑者的运作保持顺从。更有甚者，其能够超越所谓的“引导”，直接利用粗暴的干预迫使受害者屈服。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受害者的判断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如果我们基于这样的认识，加强对亲友社会环境的关注，并格外注意亲友异常或频繁的聚会活动，或许也能够更有效地发现隐藏的一些问题。
在政府有关部门与社会力量的大力宣传下，群众的眼睛变得更加雪亮，群众的警觉性也得到提升，对于群众的自我保护有很大的帮助。当然，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洗脑者不但具备理论基础，更具备实践经验，它甚至并非个体而是一个团队，让任何一个受害者独自面对这样的力量，并纯粹地寄希望于普通的安全教育，很难达到真正想要的效果。更多的陪伴与关注反而能够更好做到防患于未然。不过从本质上来说，遭遇洗脑的人自己能够有所察觉，主动联系他人寻求帮助，并对洗脑有所抵制，这才是最重要的。
2、阻碍
更多的时候，受害者已经受到洗脑者一定程度的影响，如已产生对于洗脑者的积极态度，或者已经能够服从洗脑者的意愿进行行动，甚至能够向着洗脑者引导的方向进行自我洗脑。
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在需求的角度对洗脑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并反击。首先需要明确，削弱洗脑者的作用需要反洗脑者推动反洗脑的进程（目的相反的洗脑）并阻碍洗脑者的洗脑进程。
从阻碍洗脑者的进程来说，当反洗脑力量通过上文提到的关注，察觉了陌生力量的介入时，首先需要切断洗脑者与受害者的交流渠道，然后报警实现对于洗脑者行为的阻碍。如果不能够实现上述活动，则需要意识到，在交流次数与内容都有限的情况下，洗脑者即使能够保持受害者对于洗脑的积极性，也不能完全把控受害者的归因——受害者的归因主体仍源自他正常的工作、生活，洗脑者需要受害者获得更多洗脑者观点的反馈，从而控制其归因。作为反洗脑者，即使不能够实现对受害者所处环境的把控，也能够在有限的接触内，针对上文中关注所得的信息，推测洗脑者的思路，并基于此给予受害者在一定程度上性质相反的反馈，扰乱洗脑者为受害者设计的归因秩序，使洗脑者付出更多的成本，增加其失败的可能性。比如一些邪教鼓吹练功拒医，为了急功近利的宣传，甚至可以接纳一些拒医抗癌、练功长头的惊天言论。受害者或许会受到相关言论的影响，但是当他见证某位朋友、某个邻居真的通过医学治疗战胜了被他所知晓的疾病时，他肯定会有所触动。再比如，一些组织抹黑党和政府，以宗教甚至民族的名义教唆受害者同社会对立，使他们拒绝社会福利与帮扶政策，从贫困变得更贫困，从而更能够任其摆布。拥护政府的帮扶政策，脱贫后能够自食其力，积极向上的同乡、亲友，便能够用更美好的生活，直击受害者的心灵。
单纯的阻碍洗脑者的进程并不能使受害者回归一种正常的状态，则需要反洗脑者对受害者的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以手段相似，目的相反的方式使用要点明晰部分中的“攻击流程”可以是一种选择。
3、反洗脑
流程进行之初，仍需要进行需求分析。分析的主体是受害者的需求，分析的要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受害者的需求，二是洗脑者所利用或植入的需求，三是反洗脑者能够利用的需求（基于受害者需求与反洗脑者能力）。
确定受害者的需求部分可以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受害者遭遇洗脑之前的生活，因为生活是一个人不得不进行的活动，其是需求最直接、最重要的体现，可以根据受害者原来的生活行为与状态，甚至是遭遇洗脑之后的生活行为与状态，确定其潜在的需求，行为如吃饭、喝水、睡觉、读书、看报、刷短视频等，状态如亲人陪伴（亲情）、朋友交往（友情）、恋人相拥（爱情）以及原本就存有的宗教信仰需求等。第二个方向是洗脑者所在组织可能利用的需求，可以从预设的一些共性需求中选择，比如财、色、名、义、信仰、健康等；可以从受害者的表现中获得，甚至可以直接通过与受害者进行交谈而获得；可以从洗脑者已经公开的宣传资料或根据对其性质的分析获得，比如传销组织主要是求财、邪教组织更强调所谓“宗教”性。洗脑者在宣传层面花费的心思是比较多的，如果可以的话，从相关部门查获的非法材料中收集洗脑者可能针对的需求，进行归纳和整理以用于反制，这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针对性、提升效率，甚至可以在信息内容安全方向与大数据相结合。第三个方向是对受害者进行人格分析，人的情绪可以是多变的，但是人格是相对稳定的，基于人格的分析，如大五人格这样的一类判别，确定受害者的情况，并针对相应的人格特点结合当前环境对其需求进行预判，此外也可以对其接受能力与行为变化进行一定的预判。第四个方向是基于以上三者的长期运作与实践检验，将所得数据进行规范化，如统一用词、规范格式（便于计算机处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以期形成一种普适性的预判，这样可以大幅提升行动效率与成本。
确定洗脑者利用/植入的需求基于受害者的需求情况，其与确定受害者需求的第二个方向高度重合，不再进行详细的描述，需要指出的是，在此基础上采用第四个方向的方式同样是优秀的。
确定反洗脑者可以利用的需求可以有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确定的受害者需求，反洗脑者的工作必须基于已经确定的受害者需求，不然就可能为后面的工作增加不确定性。第二个方向，一定要基于反洗脑者的自身能力，反洗脑力量虽然组成元素众多，但具体到参与者，是某一个具体的人或者一个组织，如街坊邻居、帮教志愿者、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等，则需要针对具体参与进程的人员进行分析，如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可以着重地从亲情、友情、爱情等角度入手，政府能够通过组织职业技能培训的方式从工作生活的角度入手。当然，也可以基于需求选择针对性的人员进行接触。第三个方向，洗脑者在洗脑的过程中对于受害者的部分需求是摒弃的或未能利用的，反洗脑者可以对其进行分析并加以利用，如洗脑者本身是要将受害者从其生活中抽离，成为自己的附庸（可以是暂时的），则诸如生活一类的需求会被洗脑者压制甚至是摒弃，此类需求此前具有一定的基础且洗脑者主动退让，则可以成为很好的作用点。第四个方向与受害者需求确定的第四个方向相同。
需求分析部分完成时，需要基于需求分析，对受害者进行一定的运作，此处依然以《“洗脑”杂谈》中的接触部分相似。首先，基于需求分析，明确受害者具有的需求，则可以确定与洗脑者进行需求争夺的总范畴。其次，基于洗脑者利用的需求，判断洗脑者所运作的需求数量、种类、关联，寻找到洗脑者所抛弃而反洗脑者可以利用的需求。接着对洗脑者的需求发展进行阻碍，并推进反洗脑者可利用的需求的发展过程。一切工作的前提在于，反洗脑者的方向必须基于公序良俗；必须基于谋求削弱洗脑者的影响，使受害者回归正常生活，而不能够将受害者引入另外的一种困境。
过程进行到本阶段，存在多种优秀的方式，本文仅仅是从需求角度提供一种思路。
首先，需要与受害者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做一位倾听者，要让受害者自认为主导了对话，充分暴露他的想法与态度，并通过倾听与附和拉近与受害者的关系，使得下一步的工作能够继续开展。通过与受害者进行对话，进一步完善对于需求的掌握，并且对工作的进一步切入点进行设计。经过初步的对话与设计后，进程进入一个由四个阶段构成的循环：（1）交流与应用策略；（2）根据交流信息判断需求结构；（3）指定应对策略；（4）搜集整理可利用的资源并调整策略。从打击洗脑者植入的需求来说，经过初阶段的交谈后（可进行多次交谈），判断其需求结构，主要判断洗脑者干预的需求的种类及其被受害者的重视程度，其次判断与正常工作生活相关的需求处于什么地位。在初期，往往洗脑者干预的需求处于一种强势地位，需要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首先要明确，传销、邪教等洗脑者是谋求使受害者脱离其生活的，这本身便与生活格格不入，但他能够成功，本质上是利用受害者的一定心理，调动了受害者的积极性，但因为其本身与生活格格不入，则受害者产生动机时处于一种畸形的认知状态或具有畸形的需求结构，这样的需求结构或许会在洗脑者为其营造的环境中得到充足的正向反馈，但其本质仍是镜花水月。在阻断步骤更强调阻止洗脑者进一步发展/维护这样的畸形状态，在反洗脑阶段就谋求使这一状态被打破，让受害者不能保有这样的畸形需求。
以某一种洗脑者所诱导或植入的需求为例，在确定其强势地位后，针对性的设计进行削弱方向，比如打击正面反馈（贴合实际，打击歪理邪说）、举证反面反馈（贴近受害者洗脑环境，实事求是）、利用受害者对诱导或植入需求的积极性对受害者的情绪进行一定的打击、鼓励正常生活的需求发展等。从打击正面反馈的角度说，除去某些机缘巧合，很难在犯罪组织中寻找真正的“成功”案例，所谓的“成功”案例，往往都是编造的，甚至故意演给受害者看的。事实上，这些犯罪组织的头目往往文化水平有限，说话做事没有逻辑没有规划，很容易自相矛盾，往往今天说他是这个“大师”，明天就成了那个“专家”等等，只要简单的收集一些自相矛盾的言论就可以对受害者产生影响，如果谋求效率的提升，最好选择受害者有亲身经历的言论，未必只针对犯罪组织的首脑，针对受害者所在环境的小头目也是可以的。从举证反面反馈的角度说，与上者相似，只是更强调从洗脑者为了达成其目的而污蔑的人中选取典型的成功案例，为受害者的思想变动提供一定的基础。从利用受害者对诱导或植入需求的积极性对受害者的情绪进行一定的打击来说，需要提前基于诱导或植入的需求收集与受害者认知相左的证据，然后利用受害者对诱导或植入需求的积极性，将话题往证据的反面引导（前期不进行反驳），并充分调动其情绪，在其情绪相对高涨的时候，使用事先准备好的证据与言辞对受害者的认知进行打击。强调有套路，先点出小错，错与错在逻辑上需要跳跃，受害者可能会在混乱中摸不清重点，在急切的反击下他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更好的暴露他的局限性（可以录音，改日回放），最后抛出根本性的问题（可以有很多），最好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能够关联到受害者的根本利益（现在、将来），最后的问题不需要等待他的回答。从鼓励正常生活的需求发展的角度来说，因为洗脑者谋求的是畸形需求的稳定，则如亲情、友情、娱乐等这样的人的固有需求或因容易对洗脑者的控制造成阻碍而被洗脑者压制，但人本身是存在这样根深蒂固的需求，或者说义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这样的需求，则对相关需求的唤醒仍然可以对洗脑者的影响进行削弱。
对受害者的控制需要使受害者依附于洗脑者的需求由一变多，由单一变综合，这样使受害者难以同洗脑者割舍。而反洗脑要做的，是逐一的割裂这样的需求与洗脑者的联系，鼓励受害者能够独立的、合理的认识自己的需求，并且将洗脑者压制的需求解放出来，使受害者的需求结构回归一种正常的状态，或者是通过对需求结构进行调整使得畸形增加的需求不再完全主导受害者的行动，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洗脑者的影响，为回归正常的生活进一步创造条件。
四、 结语
反洗脑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知识层面多且涉及的知识量大），本文只是从需求的角度对一些反洗脑的方式进行论述。如果在实践中能够使其更加完备或产生更好的方式，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进行论述。
参考资料：
[1]“洗脑”杂谈